5月2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一些從方艙醫院出院的人，被阻攔在小區門前。他們被要求，入小區需要提供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作者 | 劉言 李強
編輯 | 楊杰
5月3日凌晨，高強經歷了人生中幾乎最難熬的夜。凌晨4點的上海氣溫降到了15℃，穿著單衣的他坐在浦東新區仁怡苑小區門口的水泥地上，身旁是黃白相間的警戒帶和一排綠色的共享單車。
陪伴他的，還有20多名同事。他們就職于浦東新區康橋鎮的一家科技公司，考慮到上班方便，他們大多租住在公司附近。
3月下旬，康橋鎮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公司要求他們“閉環管理”，減少與外界的接觸，住在公司的集體宿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公司陸續有員工被感染。高強也被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于4月22日進入浦東新區大家后援方艙醫院隔離治療。
4月26日和27日，他們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5月2日，他們獲準出院，拿到了《解除隔離醫學證明》，當天下午被轉運回所在小區進行為期7天的居家健康監測。根據通報，上海市這一天有3981例本土確診病例出院，27121例無癥狀感染者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令高強意外的是，在終于可以回家時，他被小區工作人員攔在了門口。居委會提出，他們需要出示48小時以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小區居民零零散散地下樓，人越來越多，面對門外的 “不速之客”，他們高聲叫喊，希望阻止康復的人進入小區。
高強和同事們的核酸報告已經超過48小時。在連續檢測陰性后，他們進入出院流程，沒有再做過核酸檢測。
他不理解。在4月26日舉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副主任趙丹丹曾強調，《解除醫學隔離證明》是出院人員核酸陰性報告和健康碼綠碼的等效憑證，對于已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醫學觀察人員，各區村委、業委會、物業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撓他們返回居住地。
居委會負責人解釋，48小時核酸陰性的要求是為了安撫小區里的部分高齡老人，他們認為從方艙出院的人是不安全的，因此不想讓高強等人進去。
不止高強和他的同事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日接到多起求助，一些從方艙醫院出院的患者難以進入小區，甚至只能住在街邊的帳篷里。他們有的正與房東發生糾紛，有的以群租房、房屋違建等問題被社區拒之門外。他們感受到的是一些小區居民的不理解和對轉陰的陽性感染者隱隱的歧視。
1
66歲的老人張新容已經在帳篷里住了22天了。4個鋼架支撐起藍色帳篷，蒙著青色的編織袋做門簾，“床墊”則是地上一層一層鋪起來的紙箱殼子。這是黃浦區小東門街道附近的一個臨時救助點，藏在附近拆遷樓房的小巷中。從方艙醫院出院后，張新容被小區拒之門外，民警將她帶到這里，“看哪個棚子空，你住到里面”。
4月26日，上海市黃浦區，:一名66歲的老人從方艙出院后，暫住在小東門街道一處拆遷區的巷子里。這里有臨時搭設的帳篷，附近，還居住著流浪漢。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張新容一看心涼了，“沒有床、沒有電，又沒水，洗個臉都洗不成，日子太不好熬了。人家還不錯，給我盆子。”她的鄰居有“流浪漢”，也有因“封控”回不了家的人。這里每天定時有人送來盒飯，也有警察送來抗原檢測試劑。
天漸漸熱了起來，她只有冬天的衣服，白天太陽一曬，屋里就像蒸鍋。晚上陰冷潮濕，沒有被子，她就蓋著紙板子睡覺，凍得直哆嗦，第二天再把紙殼子掛起來曬一曬。有時地上的蜈蚣會爬上她的手和腿，她嚇得不得不坐起來等到天亮。
原本她住在附近的一個小區樓梯間里，每月交租金800元。3月底，因核酸結果呈“陽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通知她去方艙，“讓我把防護服穿著自己走出來，帶點日用品，我也不知道啥叫日用品。”張新容慌忙中就抓了一條毛巾，擔心冷，她又抓了一件衣服。連手機充電器都沒拿，就被帶到了上海世博展館方艙醫院。
唯一的兒子在外地，她在上海舉目無親。平時在街上賣些雜貨，每天賺上三十幾元。在方艙醫院里，張新容吃上了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飯菜，但她仍忍不住焦慮，“房租還要交，要想怎么找錢。”她想要盡快出院，“一天也不知道干個啥，只能在這空等著，時間過得快得很。”
4月11日，她“開心得不得了”，兩次核酸結果陰性，她捱到了出院，被轉運回小區。“小區進不去了，說再發現陽性又要14天了。”她多次要說法，得到的回復是，她租的房子是“違章建筑”，要清退，所以她不屬于小區居民。
“借（租）的時候沒有說是違章。”張新容不理解，她的心血都放在這間房里。當天晚上11點，她又去求門口的保安，說不進去住，拿個換洗衣物、充電器、牙刷牙膏就出來。但未能如愿。
“這個人不屬于這里的租戶。” 5月2日，小東門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她住在樓里三層半的位置，是自己搭的房子，她有兒子，但兒子不管她。平時在外面賣些小百貨。
就這樣，從4月12日開始，張新容住進這個帳篷。她數著自己過了“國家規定的7天（居家隔離）”時間，去問，還是不讓她進。即便到了第14天，同樣不行。
2
4月30日，55歲的曹明和老伴兒也住進了帳篷。
5月2日，上海市閔行區，一家三口從方艙出院后，原房東不愿再將房子租給他們，他們無法回到租住小區，被臨時安置在小區附近的救災帳篷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夫婦倆和兒子租住在閔行區梅隴鎮行南村一個小區。4月18日前后，他們相繼被檢測出核酸陽性，曹明的老伴兒被送入定點醫院治療，另兩人進入方艙醫院隔離治療。
5月1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接到曹明女兒的求助稱，曹明夫婦分別于4月27日和29日出院，因為與房東的租賃糾紛，被小區以“你不是我們的居民”為由拒絕進入。29日晚上，夫婦倆先是在停在小區外的車里待了一晚，第二天，車子發動不了，民警給了他們一頂“救災帳篷”暫時安頓，沒有食物沒有水，只能吃定點醫院帶出來的面包。
5月2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現場了解到，曹明與房東的糾紛源于漲房租。在3月底房租即將到期時，房東提出將1350元的房租提高到1700元，加上平時水電收費不低，他無法接受。這位安徽大爺盡管身體里有7個心臟支架，卻性格固執，嘴里不饒人，對房東出言不遜。雙方還未達成一致，曹明一家就進了方艙。
解除隔離后，房東不愿續簽，希望小區不要放他們一家進入。曹明的兒子曾在微信中向房東提出，疫情封控期間找不到房子租住，愿意支付租金，希望能暫時讓母親回家修養。房東表示，“我說也沒用啊，幫你問問吧。”
下沉到這個小區的一位干部向記者介紹，一方面，房東表示受過曹明多次辱罵，不愿意再將房子租給曹家人。另一方面，小區居民都表示不希望他回來。
“曹明曾不戴口罩在我們小區瞎晃悠，辱罵推搡小區的志愿者，經統計有23名，辱罵時間最長的是一個小時，被辱罵的原因是比如請他戴好口罩，或者不要在河邊燒火，他完全無法溝通。”這位下沉干部介紹，“他在小區的活動軌跡，跟小區病毒陽性感染者的分布高度重合。很多小區居民都愿意大家湊點錢，給他提供些路費，請他回鄉。”
他表示，該小區其他從方艙醫院康復出院、從隔離酒店返回的200多人，都順利地回到了小區。目前有關部門已為曹明一家啟動了臨時救助程序，7天內提供帳篷和三餐。至于房間內的物品，他們可以在小區解封后運走。如果著急，也可以在民警等第三方的監督下，由小區志愿者打包送出。
3
被認為“不是小區居民”的還有租住在黃浦區半淞園街道麗南公寓的吳苗。
去年，這個安徽姑娘畢業以后來到上海工作，師姐給她介紹了這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兩個臥室被二房東放進了9張上下鋪，加上住客廳的房東一共15個人。“不做飯750元一個月，做飯800元。”
想到自己剛入職，收入還不穩定，而周邊一個單間的房租3000多元，吳苗選擇了這里。
直到本輪上海疫情中，一位室友下樓參加核酸檢測回來，“有些咳嗽，也沒怎么吃飯，睡了兩天”，起初吳苗也沒太在意，“以為是感冒了”。4月14日，這位室友的新冠抗原試劑檢測“兩道杠”，吳苗感到害怕，要求房東趕緊上報請人來復核。
“她怕別人知道這里面住著十幾個人，一開始就只上報了9個人。”吳苗回憶，第二天室友們漸漸有了一些癥狀，她沒有發燒，不過“嗓子啞了，渾身難受”。室友們檢測出了三個抗原陽性，二房東眼見瞞不住了，才上報了上去。
在居委會的協調下，疾控中心上門做了核酸檢測。4月17日，吳苗和室友們就被轉運至新國博方艙醫院。在那里的第一天，她得知可以做志愿者，“當時只是鼻塞、嗓子不舒服，其他沒什么感覺”，就主動報了名，希望能幫助分擔一點。
在方艙期間，她幫助醫務人員分發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幫新來的患者填寫入院登記，還要幫一些年紀大的患者操作手機。出院時，她獲得了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出具的志愿者證書。
4月26日上午11點多，她和室友們獲準出院，被方艙的轉運車輛送到小區。在門口他們被保安攔下，說要“請示領導”。隨后被告知，小區只承認“登記過的”8個人，吳苗和另外4名室友被以“群租房違法，你們不是小區居民”為由拒絕進入小區。
吳苗說，二房東也和他們“撇清關系”，要把房租退給她們，而進小區的人房租要漲到1000元。房東還轉來小區業主間的微信聊天截圖，有業主表示“外來群居的人很狡猾，說原來是住在哪里，出艙就回到哪里。我們要同意有暫住證的回來，其他一概不能進。”“送回來，勢必會形成群體沖突。”
“我也知道我們這邊是群租的房子，但是即使要整治，也要等疫情封控結束，這期間要給我們一個暫時的落腳點。”吳苗說，自己當時很無助很無奈。幾個人當晚在轄區派出所門口坐了一夜。
4月27日一早，她們再次到小區門口交涉，吳苗得知，前一天小區組織核酸檢測，獲準進入的8個室友中，有4人被檢出陽性。“我們也有點擔心，怕疫情再擴散了，就給居委會打電話，看能不能安排我們也做核酸，如果是陽性把我們一起送回方艙。”但這一請求未獲許可。
吳苗感覺，小區居民看自己的眼神都變了，她和室友都聽到開口罵“外地人滾出去”，雙方從口角升級肢體沖突。吳苗被推搡在地，事后醫院診斷為右臂軟組織挫傷，進行了石膏固定。
當天下午，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來到現場，小區所在的居委會書記告訴記者：“這次她們出去隔離，我們才知道里面住了十幾個人，嚇了一跳。”根據規定，這套房子最多只能住8個人，他也請示過街道，“住這么多人肯定不行，不安全的。”
一位小區居民情緒激動，表達著他的不滿：“她們說出院就是健康的，她一起回來的人，其中昨天回來4‘只’是‘羊（陽）’。我們居民都怕死了，我們這里有多少人家都是老頭、老太太。小區封控以來，物業癱瘓，都靠業主自救、自立自強，把他們放進去，再有陽性，又是14天，我們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散了，功虧一簣，所以我們一定要守住這扇門。”
這也是一些居民不愿小區接受治愈出院出艙的陽性感染者的顧慮。他們在網上反映，小區有鄰居從方艙返回后“復陽”，樓內人員沒有跟他們有任何接觸，“復陽”后封控14天的時間又被重新計算。
對此，在5月4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介紹，實踐研究證明，在恢復期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檢測Ct值≥35的時候，樣本中是分離不出活病毒的，這意味著這樣一些患者已經不具有傳染性了。
他強調，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標準出院（艙）后，不列入社區篩查對象，居家健康監測6天內無需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第7天開展1次核酸檢測，由屬地安排專車將其轉至公立醫療機構檢測，或由醫務人員上門采樣送公立醫療機構檢測。
如果核酸檢測Ct值小于35，按照規定應當立即轉運至定點醫院或方艙醫院進行隔離管理，該人員的檢測結果不影響所在樓棟、小區的“三區”劃分。
4
在小區門前對峙了近8個小時，筋疲力盡的高強選擇了妥協。5月3日0點，他徒步前往5公里外的上海國際醫學中心，那里已經是最近的24小時開放核酸檢測點了。
行走在空曠的路上，高強感受到陣陣涼意。“根據規定，明明《解除醫學隔離證明》就等效于核酸陰性的證明和綠碼，但他們（居委會）說要保障小區居民的安全，就要我們提供核酸陰性證明，卻沒有任何的安排。”
“無論是協調人來采樣，或者是派一些車輛送我們去檢測，不論行動快慢，如果能有這些準備，我們不至于這樣。”高強說。
凌晨4點，他走回了小區，12小時后他終于回到家。
等待核酸報告時，他聽到小區保安的嘲諷，“就剩你們倆的結果了”。“事情沒有落到你身上”，他沒好氣地回。“是，碰上你們就是倒霉，你們陽性的活該”，他沒忍住心中的火氣，和對方爭吵起來。
成為新冠病毒陽性感染者后，高強沒少看到“小陽人”“羊”之類的稱呼，但他一般會當作玩笑一笑了之。這次他忽然覺得深受歧視。
隨著上海市治愈出院出艙的陽性感染者日益增多，有的小區微信群里“歡迎回家”的字樣蓋起了樓。從方艙出院前，高強曾在微信群里咨詢過鄰居，大多數人表示，按照規定足不出戶，做好自我管理，他們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也有鄰居直言，“你們講話太輕松了，我還不能害怕嗎？”
4月27日，上海市黃浦區，5位住在群租房里的外來務工者待在小區外。由于她們沒有暫住證，也擔心她們“復陽”，影響小區內其他人，小區不允許他們入住。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張新榮就不敢告訴她的流浪漢“鄰居”，自己曾感染過新冠病毒。“讓他們知道了，就該離我遠遠的，不會和我說話了。我沒有充電器，有時候要求他們充電，他要是知道我是這樣的人，恐怕恨不得離我八丈遠。”
她感受過那種歧視，“都很不好意思跟別人說話，沒臉面跟誰講話，犯了多大的罪行一樣的。很難過。”平日里一位“阿姨、阿姨”叫著的熟人，如今在大街上偶遇，都不愿意停下來和她講個話，邊走邊跑。張新榮試著喊住他，對方擺擺手說沒空。
5月3日，張新容離開方艙醫院，入住街邊帳篷的第22天，小東門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員在電話里告訴記者，街道已將張新容安置到收留點。“我們現在把她安置到西鉤玉弄的一個收治點，那里就餐、休息、洗浴都配備的，而且還有專人的管理。”
4月18日，上海本土確診病例出院1211例，無癥狀感染者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22075例，出院出艙人數共計23286例，首次超過當日新增陽性感染者人數。從那天起，截至發稿，上海市共通報出院出艙393208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順利回家。
經過協調，4月28日，吳苗和室友們被送入附近酒店隔離安置，每人每天只需繳納40元，有好心人給他們送來鍋和米面。吳苗去驗了傷，希望能追究將她推傷的人的法律責任。她的室友則勸她不要鬧了：“本來得病就不敢讓人知道，這也不是啥好事，形象一丁點都沒有了，真不好看。”
